掃描下載委員履職APP

您現在所在的位置: 首頁 > 理論研討 > 正文

人民政協制度與外國政治制度比較研究

來源:興隆鎮 發布時間:2019-12-05

一、引言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有反作用。這其中的經濟基礎主要是指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或者說是經濟社會制度;上層建筑則主要是指社會意識形態以及政治、法律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國以來,經歷了數次偉大的經濟改革的事件,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現代化和全球化。按照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辯證統一關系,中國經濟發展實現的巨大成就必然會帶來政治體制的變革,同時如果沒有政治和法律體制的改革,中國經濟也無法實現如此輝煌的成就。因此,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和中國政治制度的成功是相輔相成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政治協商制度發揮了重大作用?!叭嗣裾f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習近平,2017)。這句話點明了人民政協的性質。人民政協所要承擔的任務是“聚焦黨和國家中心任務,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把協商民主貫穿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全過程,完善協商議政內容和形式,著力增進共識、促進團結”(習近平,2017)。

西方國家也存在協商民主,然而其內涵、參與主體、協商民主的制度建設以及實現途徑等多個方面都與中國的協商民族存在本質的區別(周煦惠,2016)。為了推動新時期人民政協制度的發展,本文對比分析了中西方國家的民主協商制度,從中提煉出建設中國特色的新型政黨制度的必然性和優越性。

 

二、人民政協和協商民主

 “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出現在《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六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民主實現的方式并非只有一種,也不應拘泥于某一特定的模式。民主也并非是噱頭,而是要成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機制。如果在政策的形成之前與社會各界充分的協商,那么政策的制定就會變得更加合理,實施也會變得更加順暢。

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人民政協中不僅包括了中國共產黨和個民主黨派的代表,還包括了無黨派人士、各人民團體、各民族以及社會各個階層的代表。2012年十八大以來,人民政協制度也在不斷改革。例如建立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遴選政府和人民普遍關切的問題進行協商等等。這些改革都促進了協商民主的進行。

協商民主重在協商,參與協商的各個主體通過平等對話、充分的溝通以及理性的討論,共同參與政策的制定和國家的治理。在我國,人民政協是實現協商民主的重要組織形式。同時,我國的協商民主強調黨的領導,無論是組織體系還是程序過程,協商民主都必須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

我國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可以體現在三個層面,分別是國家層面、社會層面和基層層面(侯東德和鄭銀,2019)。協商民主在實踐過程中同樣會遇到集體行動困境的難題,從而導致協商民主的不充分、不均衡發展。此時,需要通過制度的引導來破除集體行動的邏輯,使協商民主有效進行(奧爾森,2011)。從對人民政協的定位可以看出,人民政協正式這樣的一種制度。

具體而言,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中發揮的作用體現在三個方面,分別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1],“政治協商是對國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針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在決策之前進行協商和就決策過程中的重要問題進行協商”,“民主監督是對國家憲法、法律和法規的實施,重大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工作,通過建議和批評進行監督”,“參政議政是對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以及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進行協商討論。通過調研報告、提案、建議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提出意見和建議”。

 

三、西方國家中的政治參與

 

通過對我國人民政協制度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簡要回顧可以發現,人民政協主要是為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愛國人士、人民團體、少數民族人士和各界愛國人士這些執政黨以外的人士提供一個制度化的政治參與途徑。因此,要對比人民政協制度與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也需要找到相應的在西方國家供非執政黨人士參與政治的制度化組織形式。

在西方社會,執政黨以外的人士參會政治的主要方式是通過利益集團(interest group)。利益集團是為了影響政府的而自愿成立的獨立于政治體系的協(AndrewsEdwards,2004)。一些利益集團由盈利部門組成,雇傭專業人員為自身的利益而游說(Walker,1991)。例如,美國化學品制造商協會、抵押貸款銀行家協會。另一些利益集團由非盈利性機構組成,例如代表某些政府機構利益的組織(如美國郡縣協會),以及非盈利組織(如美國醫學院協會)。只要認同協會的理念和目標就可以加入,而沒有特定的職業限制(Walker,1991)。但有些協會對成員的形式有要求,有些協會要求參與的成員必須是個體,另外一些則要求成員必須是組織,還有的協會同時接納個人和組織成員(Walker,1991)。協會成員結構的不同不僅會影響它們的政治參與度,還會影響它們參與政治的策略選擇(FoleyEdwards,2002)。

3.1 利益集團參與政治的方式

利益集團參與政治進程主要有三種方式。

1)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一些學者認為,利益集團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議題設定的影響上。通過示威游行、教育宣傳、游說等方式,利益集團希望自己的主張可以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并提升公眾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同時營造一種該主張迫切需要解決的氛圍。通常,大眾媒體是利益集團對議題設定施加影響的中間渠道(Pages,1994)。

2)參與政策的制定過程。Knoke1986)的研究發現,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地方的集體決策通常都是多個機構和組織大范圍合作的結果。這表明了利益集團在組織間協作中的重要作用。Sabatier1991)也指出在分析美國的政策制定過程時,需要考慮由官僚、立法機構、利益集團的領袖、研究人員、專業記者等所構成一個政治生態系統。對于利益集團來說,參與政策制定過程的最重要方式是游說。由于美國是一個聯邦制的政治體系,利益集團總是嘗試在各個層級的政府部門中尋找政治同盟?;旧险紦畽C構要職的人員總是會與某個利益集團相聯系。因此,利益集團對于美國政策制定的參與是全方面的。

3)政策的通過和實施。利益集團促成了美國一些影響深遠的立法(如人權法案和20世紀60年代的環境法案)。利益集團對于點名投票(roll-call voting)、修憲、選舉和投票的影響也受到很多學者的關注。例如,Smith1995)分析了利益集團對于美國國會立法的影響,發現影響的程度從微弱到中等不等。有時候,即使利益集團促使通過了對己有利的立法,但是如果沒有得到好的貫徹落實,也會導致先前的努力付諸東流。對于利益集團來說,監督政策的實施需要一定的持續性和連貫性,并且在有些情況下還要求專業人員的參會(AndrewsEdwards,2004)。一些研究的結果發現,利益集團在確保政策得到完全貫徹實施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Andrews,2001)。

3.2 利益集團對于民主的影響

存在兩個關于利益集團如何影響公共政策的理論。分別是多元主義(Pluralism)和新法團主義(neo-corporatism)。

多元主義是一種新古典的經濟學思維方式,其支持者將政治和政策制定視為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在這個政治市場中,存在來自于個人、政黨、利益集團等各方的不同觀點,彼此相互競爭,以影響政府的政策制定。由于不同的利益群體之間的競爭,可以確保沒有任何一個利益群體對政策保持連續的影響。

然而在實踐中,多元主義并非是一個實現政策改進的理想方式。一方面,不同的利益集團有不同的資源。一些利益集團代表大的商業集團和富人,有嚴密的組織和資金的支持。而另外一些利益集團則代表了窮人或者移民,則缺乏相應的資源。這種資源的不對等會影響政府的政策偏好。據統計,華盛頓三分之二的說客都是為經濟利益集團服務的。同時,也有人認為利益集團通常只關注中產階級和上層社會的需求,而忽視窮人和低收入群體的需求。

另一方面,政府在處理爭端時也并不是中立的,而是會偏向某些團體。例如,政府可能會依賴于某些特定的產業(如旅游業)或者某一特定的服務(例如醫生),這就使這些團體對政府的影響大于另一些團體(如接受福利救濟的人或者藝術家)。據此,美國學者Lowi1964)提出了政治的精英主義,他將與政府有著緊密聯系的個人和利益集團視為政策制定過程的發起者。這些政治精英的優勢隨著20世紀末期“超多元主義”(hyperpluralism)的到來愈發強大,尤其是美國。超多元主義是社會分化的結果,其中一些群體由于種族、民族、信仰等方面的多樣化而變得無法形成一致的意見,而另外一些群體則獲取了更大的影響力。例如,美國全國步槍協會不斷的阻撓新的槍支控制法案的出臺,即使在大多數美國人想要更嚴格的控槍法律的情況下。

超多元主義導致政治體系迎合利益集團而不是民眾。最終使得政府無法完成任何實質性的事情(Shabman,1995)。其本質就是相互競爭的利益集團阻撓了政府有效的管理國家。

新社團主義的前身是國家法團主義(state corporatism)。德意志第三帝國和佛朗哥的西班牙被認為是國家法團主義的代表。在這一政治體系中,整個社會被當做一個集團,高度統一、層級分明,政府在所有的部門中(如商業、軍事)中占據主導地位,并以為公共利益服務為宗旨。

與國家法團主義的強制性不同,新法團主義在理論上是基于政府、工人階級和利益集團的自愿合作。經濟發展是新法團主義的主要目標。通過保持低成本和低通脹,新法團主義試圖提升整個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同時改善國內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實現這些目標,就需要商業集團、工人階級和政府部門三方面的合作。而利益集團的政治活動就需要在一個框架體系中開展。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德國、奧地利、瑞士是新法團主義的典型代表。

新法團主義并沒有克服多元主義的缺陷,因為這些國家仍然是多元主義的政治體系,只有那些與政府關系緊密的利益集團才能切實參與到“法團”之中。所以也有人認為新法團主義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多元主義(Siaroff,2003)。

在實踐中,新法團主義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表現,這與每個國家的社會政治環境和歷史文化傳統有關。例如,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具有高度的新法團主義,而法國和比利時的新法團主義則不那么嚴格。此外,日本的新法團主義中不包括工人階級[2]。

 

四、中西政治參與對比

雖然在西方社會利益集團是實現協商民主的一種重要方式,但是與人民政協制度相比,二者存在很大的區別。

首先,與執政黨的關系。我國的人民政協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參與協商民主的,而西方國家的利益集團和執政黨之間不存在這樣的關系。

其次,人民政協是一種制度化的協商民主機制,并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而在西方國家,利益集團并沒有出現在憲法當中。美國的最高法院認為游說作為一種自由言論是受到憲法保護的,根據這一解釋,利益集團對政府進行游說也是受到憲法保護的。

第三,政治目標的差異。雖然人民政協中成員的構成也是十分多樣化的,但是其政治目標都是相同的。人民政協的工作要“聚焦黨和國家中心任務,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因此,人民政協在進行協商民主時是針對同一個目標各抒己見、發表不同看法,這樣有利于從多個角度、多個方面對同一個問題進行反復的討論和磋商,有利于達成最終的共識。而利益集團之間的目標可能是針鋒相對的,彼此的利益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利益的沖突會導致協商的時間延長,降低政府的行政效率。

由此可見,雖然人民政協和利益集團兩種制度均是為了有組織的實現更廣泛的人群參會政治進行,但是在于執政黨關系、制度建設以及政治目標等方面存在極大的差異。這也導致了兩種制度下協商民主效率的差異。

共同的目標、制度化的建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使中國的協商民主更具有效率,且能夠克服集體行動的困難性,同時能夠及時的反映社會各界的意見。在人民政協的制度下,要成為政協委員首先需要贊成《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其次經過各級人民政協委員會的同意才能加入,而并不是靠個人的社會背景或者大集團、大財團的支持。這樣就杜絕了利益集團的干擾,能夠真正的為國家的發展出謀劃策,能夠不偏不倚的為了公共利益而進行政治協商和參政議政。

而在西方社會,利益集團的影響力主要通過與政府的關系和商業集團的支持來實現,在對國家的政策進行民主協商時,就會出現一方壓倒另一方的局面,導致最終出臺的政策是為了某些利益集團而服務,而不是為了公共利益而服務。這也使得協商民主不能發揮其作用,而失去民主的本質。

由此可見,中國的人民政協制度是一種能夠實現協商民主的制度,并且是一種具有行政效率的民主制度。其核心就在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于對于共同事業的追求,在于社會各個階層廣泛的參與。

 

參考文獻:

〔1〕         侯東德,鄭銀. 人民政協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J].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2019, 23 (2).

〔2〕         曼瑟爾·奧爾森. 集體行動的邏輯[M]. 陳郁,郭宇峰,李崇新譯. 上海:格志出版社, 2011.

〔3〕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2017-10-27.

〔4〕         周煦惠.中西方協商民主制度比較研究. http://www.cssn.cn/zzx/zwzzzd_zzx/201602/t20160202_2855424.shtml, 2016-02-02.

〔5〕         Andrews, K. T.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Mississippi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war on poverty, 1965-1971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1, 66 (1).

〔6〕         Andrews, Kenneth T., Edwards, Bob. Advocacy Organizations in the U.S. Political Process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4, 16 (30).

〔7〕         Knoke, D. Associations and interest groups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6, 12.

〔8〕         Lowi, Theodore. American Business, Public Policy, Case-Studies, and Political Theory [J]. World Politics, 1964, 16 (4).

〔9〕         Page, B. I. Democratic responsiveness? Untangling the links between public opinion and policy [J].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1994, 27 (1).

〔10〕   Sabatier, P. 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J].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1991, 24 (2).

〔11〕   Shabman, Leonard. Demosclerosis: Assessing the Argument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5, 77 (5).

〔12〕   Siaroff, Alan. Corporatism in 24 industrial democracies: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03, 36 (2).

〔13〕   Smith, R. A. Interest Group Influence in the U.S. Congress [J].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1995, 20 (1).

〔14〕   Walker, J.L. Mobilizing Interest Groups in America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1] 參考資料:http://www.cppcc.gov.cn/2011/09/14/ARTI1315980170869872.shtml。

[2] 參考資料: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interest-group#ref913783。


== 附件下載==

91福利偷拍,午夜a级片,91最新激情在线观看